文史哲中，我对哲学最感兴趣，其次是史学，最后是文学。

　　文学于我只是一种消遣，能引起情感共鸣和美感享受的文字不多，能使震撼进而深思的文字更是不多。也许是英雄情结作祟，象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这样的才子佳人小说很难吸引我，只有那些轰烈如《三国演义》《基督山伯爵》的小说才能让我百读不厌。

　　文学需要有灵性，有灵性才易生灵感。灵感往往可遇不可求，电光火石一闪间，抓住了便有佳句便得妙语。灵感来源途径不一，有人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，蓦然得来；有人受酒精刺激而生灵感，李白一生嗜酒，许多绝妙的诗句便与酒有关，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，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这些诗句的诞生也许有酒精的一份功劳；更有甚者为求灵感服用鸦片，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不朽诗作《忽必烈汗》就是服用鸦片后在奇幻的梦境中写就的。灵感于性格来说，当是生性敏感，心细如针，对事物观察入微的人最易得到。

　　史学是一个淼无边际的海，要想在史学领域有所成就，那得坐多少年的冷板凳啊。幸好，我对史学仅仅是兴趣，无须深入到一些暗无天日的死旮旯，既有的定论觉得对的“拿来”就好。古语云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”，学史的目的只是知古明今、借古鉴今，“禅外说禅”却也不亦乐乎！

　　史学需要有耐性，有耐性才能忍受寂寞。文学和哲学不用读很多书也能写好文章悟深道理，而历史的一切见解都必须建立在通读史籍的基础上。史海汪洋，官方的二十五史，各种编年史别史杂史，认真读完青丝已经变白发。所以我对历史学家一向心怀敬佩，能有所创见发前人之未发，那得忍耐多少寂寞啊，无数个夜晚就那样一边忍受窗外的繁华诱惑一边挑灯夜读。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垣、陈寅恪，这些史学大家，他们人生的岁月不知有多少是在寂寞中度过的。岁月是寂寞的，但我一直坚信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最丰富最强大的，几千年的历史在他们的内心以一种理性的丰满的形象展开，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，每个事件都历历在目。

　　哲学的目的是解决人生根本问题，所谓人生观、世界观，其实就是对人生对世界在哲学层面的看法，所以哲学对人生往往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。伟大的学说都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生产出来的，所以儒家讲究“知行合一”，佛家注重“行证双修”，今人多在象牙塔里皓首穷经，恐怕离哲学之道已远矣。

　　哲学需要有悟性，有悟性才能契证顿悟。在我看来，哲学是最不易传授不易学习的学问，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”，语言文字碰到深邃的思想往往软弱无力。老子说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本想就此打住，后来觉得可惜又加了五千余字；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笑，法无文字，只好让表情来传达法的精义。顿悟与读书多少没关系，现代学者可读之书比古人多，但不见得读出高明的思想，慧能六祖不识字，却能传下法语《六祖坛经》。较早的顿悟，是在遥远的年代遥远的古印度，乔达摩·释达多王子一棵菩提树下的顿悟；较著名的顿悟，是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环境恶劣的贵州龙场，身体力行冥思苦想之后的顿悟。“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”。

　　曾经幻想如果有一天要在一个荒岛度过余生，文史哲各带一本书，我会带什么书，结果是哲学选《庄子》历史选《史记》，但是文学的一直犹豫不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