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节 西方的海陆环伺
一、欧人东来
欧洲与东方往还，最早应为与地中海东岸及西亚的商务，以后渐及中亚及印度。至于是否与中国有过接触，尚是疑问，即令有过，亦只是间接的。西元前二世纪以后，中国与罗马间的丝道初通，中国与欧洲的关系，始趋开朗，但是困难重重。一以丝道所经的西亚、中亚地区，常为不相统属的部族所据，缺乏长期的安定秩序，交通往往受阻。二以地方政权对于货物通过，任意苛征，多方刁难，甚至予以阻断。三以运输全赖畜力、人力，数量有限，运费亦昂，复多崇山大漠之险，自不及水路的便利。
西元前一世纪后期，罗马领有埃及时，埃及与印度之间，已有商船来往。至一世纪，罗马商人开始自红海进向印度，再继续东航，远达交趾，遂至中国，此为二世纪的事。自是以迄十四世纪，中、欧间海上贸易不绝。元亡之后，-度中断。十五世纪初期，郑和西航，并不曾与欧洲人相遇。到了十六世纪，始行重开贸易，此则出于欧洲人的主动。
以往中、欧间的海上通商，规模不大，印度洋及中国海的航权先后操于波斯、大食及中国人之手，欧人无插足余地。再者，由地中海东去，无论取道红海或波斯湾，中间仍要经过一段陆路，欧人在此一地带即无势力，对于中国又十分隔膜。蒙古的铁骑横扫东西，深入东欧，震栗了整个西方世界，引起了欧人对中国的注意。经过文艺复兴，欧洲人的精神解放，观念一新，好奇冒险的心理大炽。同时世界知识进步，马可·波罗的游记不再视为神话。中国的丰富物产正为欧人所需，东方的黄金珍宝尤为所爱。地圆学说此时亦渐为部分人士所接受，东达"大汗之国"及印度、日本，不必定要经过回教徒所控制的近东故道，不妨另辟直接途径，打破回教徒的垄断，避免他们的剥削。更大的原因是欧洲国家的力量的增强。以往欧洲人的东行，不论其为通商或传教，多属于私人的活动，即令是君主或教皇派遣的使节，亦乏足够的支持。十五世纪以后，西欧濒海的葡萄牙、西班牙，及英、法均成了民族国家，最后荷兰亦独立建国，人民的爱国心提高，政府的权力加大，为了个人的享受，国家的荣誉，这些惯于海上生活，以通商为立国之本的民族，遂争向海外开拓。政府鼓励于上，人民响应于下，双方利益合而为一，主要动机实为财货，次为传教。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，总望将亚洲人导入同一宗教信仰，以期消弭再有来自东方的武力威胁，并顺利发展商务。蒙古时代的教使、教士，大都为此东来。海道大通之后，愈为积极。
航海技术与设备的幼稚，为十五世纪前欧洲人无法推动海外经营之另一原因。文艺复兴之后，欧洲人对于自然现象及其所生活的世界的态度改变，科学受到重视，一切均在进步中，不仅能制造坚固的巨船，技术设备亦随之改善，天文气象的知识愈趋正确，自中国西传的指南针裨益尤大。火药的输入，复改变了他们的战术武器，各种枪炮相继发明，商船均系武装，不仅可以自卫，且可威胁征服所至之地的国家人民。其后欧人之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印度、南洋，打开中国门户，就是凭借这种船炮。
十五世纪的欧洲国家首先致力于远洋探测的为西班牙与葡萄牙，目的为通商中国、印度，而以获得香料为主。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航，结果发现了新大陆，葡萄牙人循非洲西岸南进，结果发现了真正通往东方的航道。就当时对欧洲的商业利益与今后对中国的关系来说，葡人的贡献与影响实在西班牙之上。葡萄牙是一个小国，而地理位置则便于海上活动，它一再与非洲西北部的回教徒争战，熟悉非洲的地理。十五世纪中期，几乎每年均有远航队前往，终于在一四八六年（明成化二十二年）发现了好望角。十二年后，进入印度洋，抵达印度西南岸的古里（Calicut），开通了欧、亚问的直航海道，采购不少印度的珍珠、细布及南洋群岛所出的香料，利市高达六十倍。一五0二年，再度东来，获利亦有五倍。葡人益锐志东略，夺取波斯忽鲁模斯（Hormuz），控制红海口的商道，进而于一五一0年（明正德五年）击败了垄断欧亚间的海上贸易约九个世纪的阿拉伯舰队，占领了印度西岸的卧亚（Goa），设置总督，印度洋的海权大致入于葡人掌握。雄心勃勃的卧亚总督阿布奎尔奎（Alfonso de Albuquerque），尚欲席卷整个印度洋与南洋。一五一一年攻占了通往东印度群岛的咽喉要道，马来亚西岸的满剌加（Malacca），继而占领美洛居（Moluccas），亦即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香料出产地。
葡萄牙的海上经营，系由国王主持，资本由他供给，货物归他支配。等到东来的葡人日众，势力愈扩愈远，这般冒险家但顾私人的一时利益，往往不择手段，为所欲为，国王的影响力也就微乎其微了，此为葡萄牙不能长期保持其东方权势的原因之一。
二、海疆扰攘--先驱者葡萄牙与西班牙
有史以来中国的对外问题均起于塞北，东南海疆大致安谧无事。明初，即十四世纪后期，始有来自日本的倭寇，继之为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人，倭寇之祸，亦随之严重。及倭寇荡平，而西方给与中国的威胁，反有加无已。
满剌加为明的朝贡国，久为中国人商贩之地，葡人占领之后，得知了不少中国情形。遂于一五一四年（正德九年），东抵粤江口外，为欧洲人第一次自海道直达中国。一五一六年二次前来，而以第三次的规模为大，图二：十七至十九世纪中期之东北与沿海葡船及马来船各四支，由安德鲁德（Fernāo Perez Andrade）率领，使者皮利（Thome Pieres）偕行，于一五一七年至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，明人称之为佛郎机（Frangues），此为十字军时代东方回教徒对欧人的通称，为安德鲁德担任通事的大概是马来的回教徒。
明代南海诸番，如非朝贡之国，不许前来广州，如非贡期，亦予阻回。朝贡其名，互市其实，"私通善货与进贡者混，以图私利"者，亦颇不少。葡人以进贡为名，但事先未经明的许可，竟突至广州。"其人皆高鼻深目"，状貌奇异，"铳声如雷"，"震骇远近"。这是中国人初次听到西洋的炮声，见到西洋的大船。地方官有人主张从其所请，有人认为非例。两广总督以"大明会典，并无此国入贡"，因上奏请示。安德鲁德退泊南头，从事交易，皮利留于广州，等待消息。北京初命将葡船所带"方物"照值收购，贡使遣归。皮利不肯即去，经回教通事的夤缘活动，卒于一五二0年进入京师。据说这位通事与明武宗十分亲近。
南头与屯门相去不远，俱系濒海关隘。一五一八年起葡人在两地造屋筑栅，剽劫商旅，掠卖人口，自为中国所不能容忍。同时满刺加亦来请援，明人对此敕封之国的见夺，不便坐视。责令佛郎机归还满刺加的命令虽未生效，屯门、南头的葡人终被逐退。明朝事先周详部署，招致习知葡人造船铸炮的华人如式仿制，经过一五二一及一五二二年的两次围攻，获得全胜，俘虏炮铳二十余管。此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初次战争，初次使用西方武器。
广东之外，葡人曾到过闽、浙。屯门、南头被逐，广东通商停止，北来的葡人愈多，与海盗及倭寇相结，盘踞浙江宁波的双屿。初尚无越轨行动，一五四六年，葡人以债务为借口，实行劫掠，中葡再度相战，葡人与倭寇联合，十八年的倭寇之祸，亦于是开始。一五四八年，明军攻破双屿，战争南移福建，再经一五四八至一五四九年的两次激战，闽海大定。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与福建绅民对于外人的态度完全相反，政府严禁通番，绅民则乐与为市。
自粤海葡人被逐之后，南海"应贡蕃夷，皆以佛郎机故，一概阻绝，船货不通"，广东的经济财政大受影响，公私皆窘。一五二九年从巡抚之请，诏命凡以往朝贡诸国，仍许照旧来粤，惟佛郎机不在其内。究诸实际，葡人并未绝迹，多居于澳门西南的浪白滘（Lampaco）岛、上川岛及下川岛同为他们所居之地。一五三五年（嘉靖十四年），南海贡舶贿通官吏，许其寄泊澳门，每年缴纳船课二万两。此后逐渐兴建房舍，成为聚落，葡人乘机混入。一五五七年，一以金钱的运用，二以助剿海盗之功，取得同样的待遇，数年之间，至者日众。南海诸番自非葡人的对手，澳门遂为葡人专据，"岁规厚利，所获不资"，"诡行异服，剑芒大炮，弥满山海"。澳门为一半岛，属香山县，如果葡人一旦拥众而入，直趋广州，将不可收拾。有人建议迫令撤屋，随舶来往，最好予以剪除。虽末见诸行事，为了预事防范，因于一五七四年，在澳门香山之间的山基建立一座关闸，继又添设香山县丞，驻澳门前山（Casa Branca），专理民夷案件。一六一四年又与葡人约法五事，亦可说是中西最早的一个条约。终明之世，虽未许葡入朝贡，不过以后双方尚能相安。葡人所重视的为印度、南洋，中国居于次要。十六世纪末，葡萄牙本土为西班牙所并；十七世纪，其在东方的殖民地多为荷兰、英国攘夺，葡人亦无力在中国生事。
清初沿海迁界，澳门葡人以属于化外而未内徒，惟航海贸易则被禁止，商务大受影响。一六七0年（康熙九年）卧亚总督以葡王的名义，遣使请求救济，始准其入贡，亦即是正式允其通商。一七二0年，清禁内地商船前往南洋，但仍听葡萄牙诸国前往。卧亚总督为表示感激之意，再遣使前来。一七二七年（雍正五年），第一次葡萄牙国王直接派遣的使臣始至北京，以往中国称葡萄牙为西洋国，这次称之为博尔都噶尔国，误以为初次入贡，接待十分周到。乾隆之时，对外的防范趋严，以澳门地位重要，一七四四年（乾隆九年），增置海防同知，订立查验进出洋船及在澳门夷人章程，葡人大为不便。一七五三年葡使至京陈诉，一无所得。
大致说来，首先自海道直航东来和中国接触的是葡萄牙人，他们称雄印度洋及南洋。掌握中、欧通商，但至十七世纪以后，则已日薄崦嵫。
与葡人同时分向海外扩展的西班牙人，其目标实为中国。哥伦布西航之时，即拥有西班牙当局致"契丹大可汗"（即中国皇帝）的国书。但西班牙人真正与中国接触，则后于葡人约六十年。第一个代表西班牙进入东亚的为到过满刺加、美洛居的葡人麦哲伦（Ferdinand Magellan）。他得西班牙王的支持，自欧洲出发，绕过南美洲，横渡太平洋，于一五二一年发现了菲律宾群岛。四十四年后，始由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着手经营，又六年（一五七一）占领吕宋。吕宋原为中国商贩聚集之地，中国人初亦称西班牙为佛郎机，有时称为吕宋。
西班牙人占有吕宋三年，中国海寇林凤因官军的攻剿，不克在闽海立足，率领部众四千，前来争夺，翌年失利而去。时福建师船跟踪而至，西班牙总督乘机遣使福州，得到了互市的许可。西班牙人野心勃勃，有主以武力征服中国者，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寻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大西洋为英国所败，此一企图，自谈不到。一五九八年，西班牙请市广州，以违例被拒，但福建商船前往吕宋者颇多。因为菲律宾缺乏货物，西班牙人多用银饼付价，这种银饼就是来自墨西哥的银元。不过西班牙的对华商务，始终不甚重要。
贩运吕宋的闽人，往往留而不返，西班牙人为了经济及殖民地的开发，亦需要华人。于是来者日众，西班牙人渐生疑惧，时加凌虐。一五九三年，华人愤将菲律宾总督刺杀，西班牙人大肆报复。"然华商嗜利，趋死不顾，久之复成聚。"时明廷财政困难，有人说吕宋山富银矿，树生金豆，可供开采，因派人往勘。西班牙人以为中国意欲袭取吕宋，华人将为内应，遂发兵围攻，二万五千商民，尽膏锋刃，时为一六0三年（万历三十一年）。明廷无如之何，仅由福建巡抚移檄"数以擅杀之罪，令送死者妻子归，竟不能讨"。西班牙人益无忌惮，既不畏惧中国，又需要中国的货物，华商亦仍然前往。一六三九（崇祯十二年）至一六八六年（康熙二十五年），又有三次屠戮，遇难者二万余至万余人不等，虽起因不一，终不能不谓为有计划的暴行。中国政府固未尽其保护人民之责，而西班牙给予中国的观感，亦可想见。
三、海疆扰攘--继起的荷兰与英国
第三个自海上与中国接触而引起纷争的欧洲国家为荷兰。荷人一向自葡萄牙贩运东方货物，十六世纪末年，西班牙兼有葡萄牙后，此举遂于禁绝。一六0一年，荷人初到广州请市不遂，葡人亦拒其进入澳门。"其人衣红，眉发连须皆赤"，明人称之为红毛番。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，积极与葡、西竞争，竟取代了葡人在东方的地位。
鉴于在粤的被阻，一六0四年（万历三十二年）荷人得南洋闽人的引导，袭据福建澎湖。以明人严禁往来，断绝接济，不得已挂帆而去。三年之后，决以武力夺取澳门，发生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境内的战争，结果荷人失利。一六一九年，荷人切实控有爪哇巴达维亚（Batavia）。一六二二年（天启二年）二次进攻澳门，复被拒退，又趋闽海。再占领澎湖，屡犯金门、厦门。闽吏劝令他去，另在别港抛泊，荷人不肯，反劫掠渔船，奴役渔民、客商，联同海盗，侵扰内港。福建巡抚差人往巴达维亚晓渝无效，遂作进讨之计。一六二四年，明军直捣澎湖，荷人力不能抗，答应拆城还地，东去台湾。
荷人初至台湾，即于南部的一个岛屿（安平）筑赤嵌城（Zeelandia），与闽商交易，这应是退出澎湖的一个条件。不久台湾南北要地，多为所有，仍不时寇扰闽疆，并将占有基隆、淡水十六年的西班牙人逐去。
据有金门、厦门及闽南，与清军相抗，奋力于恢复运动的郑成功（国姓爷 Koxinga），以攻略江南不成，从台湾闽人的建议，决先取台湾，收复先人故土。经过九个月的围攻，荷人终于一六六二年请降。此为早期欧洲人在东方经营殖民地所遭到的挫败。
荷人占领台湾期间，曾向清廷请市，获得八年一贡的许可。台湾被逐之后，屡助清军进攻郑氏的金门、厦门。及清有台湾，以荷兰恭顺，改允五年一贡。一七二九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设支店于广州。荷人在东方的声势以十七世纪为盛，然与中国的商务关系则不重要，所重视的为日本的贸易与南洋的经营。在南洋一带，荷人先后与葡、英角逐，当地华侨备受池鱼之殃。明季鼎革，闽、粤人亡命南洋者不少，荷人日益凌虐，一七四0年，在爪哇被屠杀者不下万人，其残暴一如西牙人之在吕宋。
约与荷兰同时向东方活动，同被明人称为红毛番的另一欧洲海权国家为英国。十六世纪后期，英人屡谋别觅一通商中国、印度之道，以避开葡萄牙、西班牙的势力，卒无所成。一五八八年，战败西班牙之后，始无所顾虑，开始取道好望角、印度洋东航。一五九六年（万历二十四年）英王曾致书中国皇帝，以船沉未达。又四年，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成立，连续派船至印度、南洋。初与荷兰分向西班牙进攻，继与荷兰相争。有鉴于荷兰请市中国的失败，暂不作尝试，惟间接在南洋、日本获得中国的出产。一六三五年，葡萄牙为荷兰所困，印度、澳门间的交通被阻。卧亚葡总督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协定，由英船来粤代葡人运送货物。是年第一艘英船到了广东，澳门葡人竟不之许。一六三七年（崇祯十年），威代尔（John Weddell）代表另一英国商业团体，率船续至。葡人既恐英人夺去它的利益，又畏中国官府责难，仍多方阻挠。威代尔强入珠江，引起了中英之战，虎门炮台失守，中国师船三只沉没。经葡人调解，中国允其来省买卖，威代尔答应道歉。此为中英的初次直接接触，亦为冲突的序幕，双方均感不快。
威代尔去后，英国内部多事，葡人续与为难，荷人复与相敌，东印度公司的基础未稳，三十年间，英船仅来粤三次。以广东秩序不佳，勒索重重，无货可购，均告失败。一六七0年（康熙九年），转来台湾，时郑成功之子郑经正为清、荷联军所苦，对英人表示友好，允免关税，而以输入军火、棉花为交换条件。一六七五年，郑经再有闽南，英人随之通商厦门。清平台湾，英人在台、厦的活动终止。一六八八年重返广州，不惟未因其曾助郑氏而遭遇困难，此后商务且日有开展，一跃而居于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领导地位。
葡、西、荷、英之外，十七、十八世纪与中国互市的西方国家，以法、美两国为重要。一六六0年法国商船初至广州，一六九八年设置商务经理。时法国教士深得康熙的好感，此次又有教士同行，所以颇受优待。约在二十年后，法国印度公司广州支店成立。不过法国的对华贸易有限，来粤商船每次为一到四艘，且非每年均有。美国独立以前与中国的关系为间接的，独立之后，始于一七八四年（乾隆四十九年）派船来粤，初经大西洋、印度洋，后改道太平洋，中国人称之为花旗国。 "其舶较他国为小，随时可至，非如他国必八、九月始能抵口，所以来舶较多"，地位仅次于英国。
此外通商广州的西方国家，有奥地利（双鹰国）、比利时、普鲁士（单鹰国）、丹麦（黄旗国）、瑞典（蓝旗国）、意大利，均为十八世纪之事。
四、中俄陆上的和战
十六、十七世纪，中西间除了为通商引起的海上纷扰外，北方陆上之争，更为严重，第一次中西的大规模战争与正式条约的订立，即由此而来。自蒙古汗国瓦解后，俄人开始向东扩张，一五七九年后的六十年间，囊括了亚洲北部，而于清军入关之年（一六四四），进入黑龙江流域，夺占土地，到处劫杀，以人为食。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六年波雅科夫（Poyarkov）及一六四七至一六五二年哈巴罗夫（Khabarov）率领的哥萨克最为残暴。于是发生了一六五二至一六六0年间中俄在松花江下游的四次战斗，俄人被迫西退，然仍寇掠不已，中国称之为罗刹或罗车。
俄人一面以武力扩地，一面希望与中国通商，屡次遣使前来窥察中国国情。早在十七世纪初年，俄人与西部蒙古已有往来，一六一九年（万历四十七年）第一次来华俄使即系取道蒙古，因无贡物，未获觐见，仅允通商。一六五六及一六六0年（顺治十三及十七年）的两次使臣，复以不谙朝仪，不肯跪拜，及表文矜夸，不遵正朔，仍均被却。
一六六五至一六六六年，俄人筑城于雅克萨（Albazin）、尼布楚（Nerchinsk），臣属于满洲索伦（Solon）酋长根忒木尔（Gantimur）投降，中国在黑龙江上游的地位大受影响。康熙要求交回，不仅未被接受，尼布楚总督反派了一位目不识丁的哥萨克人前来，命康熙接受俄皇的保护。这位使臣似不曾提出此一荒唐要求，朝见时且实行跪拜。康熙再令交还根忒木尔，勿再侵扰边境。时值俄国与波兰失和，西疆多事，如在东方别起争端，实非俄国之利，因允约束边人，并再遣使修好，但对根忒木尔的引渡依然推拖。
这次的使臣人选为尼果赖（Nicholas G. Spatary Milescu），他是一位博学之士，于一六七六年到达，觐见时亦行跪拜礼。康熙先问察罕汗（Chagan Khan，即白汗，为蒙古人对俄皇称号）好，次问使臣曾否学过哲学、算学。尼果赖提出十二项请求，包括两国文书往来，应使用一种共同文字，中国遣使报聘，自由贸易，释放俄国俘虏。康熙不作正面答覆，声言在下列三事未解决前，两国断绝一切关系，第一交还根忒木尔，第二以后使臣须遵守中国礼节，第三不得再有侵犯边境之事。尼果赖曾作争辩，未获结果。他在北京停留三个多月，从耶酥会士南怀仁（Ferdinand Verbiest）处得知不少中国政治情况及康熙的对俄态度，必要时准备诉诸武力。
康熙初年，国内尚未真正统一，对俄暂时容忍。三藩之乱既平（一六八二年），国基稳固，康熙正当盛年，决心解决东北问题。他先派人观察雅克萨形势，部署水陆交通，然后运粮调兵，置备师船，演习红衣（夷）炮，设大营于瑷珲。但仍认 "征战本非佳事，不得已而后用之"。以往数次遣使行文，令俄人撤回部众，交还逋逃，互相贸易，各安生业，总无回报，抢掠如故。一六八三年（康熙二十二年）在兵临雅克萨时，再以此意宣示，并谕统帅彭春，如俄人献地，勿妄杀一人，但仍然无效。彭春全军四千人，内有长于水战的台湾兵。经过不到一天的攻击，俄人请降，此为有计划而胜利的战争。
雅克萨收复后，可能是由于补给不易，彭春毁城引还，遂复为尼布楚的俄国援军占领。翌年清军二次进击，久攻不下。适荷兰使臣至京，康熙帝再以和好条件交令转发俄皇。康熙望和，俄人亦无战意，得知中国第一次进兵之时，已派人前来，请求停战。康熙下令撤围，等待俄国的正式使臣定议。
俄国的使臣为果罗文（费耀多罗，Feodore A. Golovin），对于远东情形，略有所知。俄政府对他有过两次训令，第一次是中俄应以黑龙江为界，最少亦须以雅克萨为界，但俄人得在黑龙江及其支流自由通商。第二次是如能取得通商的便利，雅克萨可以放弃，勿重启战端。会议地点，商定为外蒙边境的色楞格城（Selengask）。中国的代表为索额图、佟国纲，均为政治上有地位的要人。随员中有两位耶酥会士，即法国的张诚（Jean Francois Gerbillon），葡萄牙的徐日Pereira），康熙所定的交涉大纲为黑龙江及其支流，包括尼布楚、雅克萨在内，不可少弃，根忒木尔、逃人悉当索回，准俄人通使贸易，否则不与谈判。
索额图等于北行途中，得知准噶尔部的噶尔丹（Galdan）攻破了喀尔喀（外蒙），无法续进，遂通知俄方，另行择地会议。迟至一六八九年。中国代表再度出发。康熙另有新的指示，如俄人要求尼布楚，不妨改以其东的额尔古纳（Argun）河为界，换言之，就是放弃了尼布楚。他何以作此让步？谅与噶尔丹的东侵有关。二十年前，俄人已与准噶尔有了接触，这时噶尔丹复扬言借得俄兵，康熙不得不慎重将事。喀尔喀伺题关系北方国防，必须从速处理，为不让噶尔丹为俄人利用，致事态复杂，又必须及早解决中俄的争端，统筹全局，对于中俄交涉立场，不能不有所修正，其内容与俄国对果罗文的第二次训令已无大出入。
是年八月下旬，中俄使臣开始在尼布楚会议，随同果罗文而至的武装部队约二千人，索额图带来的官兵约四千人，进入会场的卫士各七百六十人，真可说是武装谈判。果罗文的威仪极盛，索额图有些相形见拙。双方的开价，初均甚高，担任通译的张诚、徐日昇往返斡旋，方获致谅解。后来果罗文突又变议，中国全军即进迫尼布楚城下，果罗文终于让步。九月七日（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）条约签字，原文为拉丁文，出于两位教士之手，另有满文及俄文译本，其中要点：一为中俄以黑龙江上游的格尔毕齐河①、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为界；二为俄人退出雅克萨；三为捕逃互不索回，今后不得收纳，应拿获送还；四为自由交易。
这是一次对等的谈判，是一个平等的条约，遏止了俄人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，保全了完整的东北达一百六十年。固然是俄人为时势所限，在东亚的力量不足，中国正当盛世，但康熙的应付得宜，所关亦大。不过尼布楚地区则未克保有。
条约订后，康熙以全力对付准噶尔，噶尔丹一再劝说俄人反攻雅克萨，康熙亦一再知照尼布楚俄官勿为所惑，噶尔丹终于败亡，可说是康熙对俄政策成功的另一面。至于俄国，彼得大帝所注意的是西方，在东方唯望维持与中国的和好，以便发展商务，一六九三年的俄使雅布兰（Evert Yorbrand Ides）即为此而来。表文款式虽然不合，康熙仍予召见，准俄商每隔三年来京一次，不令纳税。旋设俄罗斯馆，安置俄人，允俄人通商北京，并得派喇嘛、学生。这些权利为其后百余年其他国家所未能享受。
原在新疆北部游牧的土尔扈特部，七十年前为准噶尔所迫，西走伏尔加河（Volga），归属于俄，仍思故土，屡来入贡。康熙为明了实情，加以联络，以制准部，因命图理琛取道俄境前往。对于使团的言行，他均有指示，处处表示对俄的和好诚意。西伯利亚的俄官对图理琛的接待，亦颇尽礼。彼得大帝以忙于瑞典战争，使团又未携国书，所以不曾邀晤。此为一七一二至一七一五年的事。
一七二0年，为改进对华贸易，有一位名叫伊思迈罗付（Leon Izmailov）的俄使到京。康熙要求先行交还俄方近年收留的逃人，划定蒙俄疆界，再及其他，俄使的任务因而未克达成，仅将随员郎喀（Laurence de Lang ）留驻北京。终以中俄纠纷时起，翌年郎喀亦不得不离开北京，贸易同告停顿。及康熙、彼得两主谢世，俄国有感于边界问题之势须解决，复命萨瓦（Sava L. Vladislavitch）率领一个庞大使团东来，于一七二六年抵京，名义为贺雍正登极。萨瓦屡与中国大臣谈判，受到雍正的召见赏赐，若干问题大致有了谅解，惟界务则须于蒙边恰克图续议。一七二七年（雍正五年）条约成立，划定东起额尔古纳河，西至沙毕纳依岭疆界，北京照旧贸易，另准于蒙边（恰克图）买卖，俄国增派喇嘛、学生来京。嗣后恰克图成了陆上的广州。雍正对俄之如此宽大，大约亦与准噶尔问题有关。时准部势力复炽，中国对俄怀柔仍有必要。是年清军进剿准噶尔，雍正特知照俄方，如准噶尔人逃入俄境，可予收纳。一七二九至一七三二年问，图理琛再度赴俄，希望俄人对准噶尔问题与中国取合作态度。大致看来，康、雍两朝，俄人颇受优遇，对于中国实情亦了解较多。
乾隆初年，命将俄人贸易统归恰克图，不准再来北京。时俄人对东北亚经营复趋积极，黑龙江为东去捷径，一七五七年（乾隆二十二年），请假道运粮。先一年清军已破准部，对俄无何顾虑，况此项要求实有违尼布楚条约，乾隆严予驳拒。准部荡平，其酋长西逃俄境，乾聋坚令交还，几乎引起战争。一七六四年后，以蒙边俄人屡次滋事，恰克图三次闭市，中俄等于绝交。一七九一年，由库伦办事大臣松筠与俄方于恰克图订立市约，条文全由中国拟定，互市如故。
俄国为实现航行黑龙江的希望，一八0五年（嘉庆十年）复遣使东来，因不跪拜，中途驳回。俄人十分愤慨，由于拿破仑的牵制，未敢有所举动。一八一0年，又请通使，尤望中国先行遣派，嘉庆认为断不可行，纵令俄人入贡，亦须斟酌。总之乾隆以后，中俄关系已转入低潮，一般的中西关系亦复如是。
①格尔毕齐河注入石勒喀河，石勒喀河注入黑龙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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