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绘画的关键问题在于北宋末年至南宋的山水与人物画风格变迁。所讨论的围有：1、李唐南渡後山水画风的变化。2、以马远与夏所代表的南宋山水画风。3、粱楷与牧。4、就中日对于禅画的不同评价，说明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方向。5、宁波佛画。

一、南宋绘画的发展方向

　　北宋哲宗、徽宗时期画坛产生巨变，亦即由大观式山水走向小景、由写实走向抒情、由崇高而令人敬畏的山水走向亲近观者的山水。在山水画的表现中，北宋晚期的山水空间逐渐走向简化山石造型、降低山石在画面中所占据的空间、并扩大雾气的围。绘画所配置或观赏的空间也由公共性厅堂走向私密性的雅集或书斋。

　　上述的发展受到文人画论很大的影响。北宋文人之间特别强调要以诗入画，反对形似，在画中追求古意。而文人绘画观的核心，简而言之，即在于更直接地“表现自我”或是“表达个性”。将个性的抒发与表露，视为绘画最重要的目的。不过北宋的文人虽然倡导新的绘画观，但是在山水画上，除了米芾的米家山水之外，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文人山水画。整体而言，我们可以说北宋文人画论在理论上的革新性高于具体的实践。要到了元代，才实质上建立了文人山水画的典。

　　南宋绘画的发展，可以说是延续了北宋後期画坛的新方向，画幅缩小、简化空间、扩大迷茫的雾气、并在空茫的雾气中营造诗意、诗情。形成了所谓的边角构图，局均整，而且比较直接地表现出笔触。在有些状况下，甚致显示出装饰性的效果。

　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北宋後期虽然画风转变，简化山水的造型，但是并未放弃形似、写实与表现空间实体感。南宋也是如此。这种观照自然，重视眼睛所见客观世界的态度，可以说是北宋与南宋绘画不变的本质。南宋山水或人物画中，看似留白的空间，仔细观察下依然具有实体感，并非单纯的留白。一方面用极少的笔墨与景物，另一方面却又要能表现实体性的空间。就逻辑上看来似乎有所矛盾，然而在南宋的绘画中却作了完美的调和。就这个意义而言，南宋是中国绘画史中，用墨最为精巧的时代。这种南宋山水画风看似简略，但是只有在几位大师的手中才得到最凝练的表现。後来的追随者多往平面与装饰性趣味发展。

　　讨论南宋绘画，要特别注意画院的发展。李唐为北宋山水画风转向南宋画风，过渡性发展的关键人物。李唐原来是北宋徽宗画院的一员，在金兵攻占开封後一度流离，後来1150年代南宋高宗在杭州成立画院之後再进入画院。李唐不只在生涯上连接南北宋画院，也创造出南宋院体山水画的原型并且预告了南宋山水画的发展方向。李唐所创的斧劈皴成为南宋院体山水画的基本表现形式。台北故宫所藏《万壑风》完成于宋徽宗宣和六年(1124)，正当靖康之变(1126)的前二年，为李唐年轻时还在北宋徽宗画院时期的作品。日本高桐院山水则为李唐晚年的作品。这两幅山水画之间的关，也正体现了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山水画的过渡性发展。李唐山水所显示的发展可能性，在南宋中晚期的马远、马麟、夏的画作中发展完成，确立了典型的“南宋院体山水”的风格。

　　马远出身山西的绘画家庭，从其曾祖父到其子马麟五代皆奉职画院，其中以马远最为出名。台北故宫所藏马远的《山径春行》、《华灯侍宴》与马麟《夕阳山水图》(东京根津美术馆)体现了马远完成的院体山水。夏的活动时代稍晚于马远，在波士顿美术馆所藏《风雨舟行图》团扇为小幅画作。在南宋，册页与团扇成为广受欢迎的绘画型态，这是因为册页与团扇比较起挂轴，与观者更为亲近，也比较便于题诗，传达诗情。台北故宫所藏的《溪山清远》则为横卷山水。相对于马远在山水之外还擅长人物画，夏则为山水画家。就文献看来，马远的特色为“严整”，夏则为“苍老”。配合现存作品看来，马远严整的特色来自重笔，夏苍老的特色则来自重墨。在马远与夏的画作上，体现了南宋院体山水画风的完成。

　　李迪的《红白芙蓉》为南宋花鸟画的代表作。继承北宋徽宗院体花鸟风格，但是更加注重抒情、柔美的表现。《红白芙蓉》两幅相对，其中一幅为白芙蓉，另一幅则染有淡彩。这有可能是表现同一株芙蓉在不同时间颜色的变化。一种被称为醉芙蓉的品种，白昼为白色，但是在傍晚时会呈现淡红，因而被称为醉芙蓉。两幅的对比可能暗示了时间的推移。

　　在南宋画院人物画的发展中，最值得重视的是李公麟复兴白描画所带来的影响，代表人物为梁楷。在南宋画院中，梁楷自号疯子，似乎是一位相当特立独行的人物。有一个故事说梁楷被赐代表画院画家最高荣誉的金带，却直接把金带梁挂在柱子上，潇地回家。这一方面说明了不拘的个性，一方面也显示南宋画院比较自由，比较能容纳多样性的画风。不过梁楷所表现的自由是在一定框架内的自由，这个框架也就是南宋画院人物画所重视线描，反映了某种程度南宋宫廷的保守性。

　　梁楷这种依然受到笔描牵制的特色，与画院之外的牧相较，就显得十分清楚。梁楷曾向南宋画院中的贾师古学画，而贾师古学习李公麟的白描画。因此由师承关来看，梁楷人物画中具有李公麟白描画的因素。梁楷的成就，正是建立在融合李公麟传统的白描画与粗放的水墨人物画。位在白描与水墨的加叉点上。因此能创造出减笔人物画风。目前梁楷的真迹都收藏在日本，包括《李白行吟图》、《六祖截竹》、《出山释迦》、《雪景山水》。《李白行吟图》是目前梁楷减笔画的唯一真迹，其他几幅作品则表现了楷比较精密的画风。

　　唐代是佛教人物画最为兴盛的时期，宋代以後整体而言已不如唐代。南宋的禅画则是佛教人物画在唐代之後另一个重要的发展。

　　牧谿为南宋禅宗人物画的代表人物。牧谿出身蜀，号法常，生平不明。只知牧谿为禅宗教团中的禅僧，西湖六通寺开山祖师，与当时有名的禅僧往来。既是画家，也是有名的僧人。擅长表现光影变化，笔触虽然粗放，但是作品却充满了宁静而澄澈的气氛。牧谿的作品同样也只保存在日本。

　　京都大德寺所收藏的《猿鹤观音》为牧谿的代表作，被日本人心悦诚服地赞美为中国水墨画的一个顶点。《渔村夕照》与《平沙落雁》则为山水画，为潇湘八景的其中两幅。潇湘八景图始于北宋文人宋迪。所谓潇湘八景为湖南省洞庭湖以南，长江支流潇水与湘水汇流处的八个知名的景色。潇湘八景的山水画在于表现江南地区湿润的平远山水景。潇湘八景成为文人与禅僧所喜好的题材。《渔村夕照》与《平沙落雁》原来应为同一横卷，不过後来被切割成现在的一幅一景，并裱装为挂轴的形式。

二、南宋绘画的评价

　　不过，从元代起南宋绘画受到贬抑，并没有得到好的评价。南宋偏安杭州，南宋山水画的边角构图因而被讽刺为“残山剩水”，将南宋边角构图的山水视为政治衰败的反映。这显然是过于政治化的解释。南宋山水画在元代之後确实没有得到好评，不过所谓的残山剩水其实只是表面上的理由。例如与残山剩水无关的南宋减笔人物画，也被元代文人批评为“粗恶无骨法”。因此，问题的核心在于文人品味的兴起与文人画风的发展。

　　南宋的山水与人物画，均十分重视墨的运用。用墨的层次极为细腻，但是用笔却相当简要。整体而言，墨重于笔。相对的，文人画与文人品味，均建立在用笔，以笔描为主的线描主义之上。文人也用墨，但是以笔为主，笔重于墨。相对于南宋的山水画，元代文人在寻找古代典时，除了董源与巨然之外，宁愿选择五代北宋的荆浩、关仝或李成、郭熙作为复古的对象。唯一继承南宋山水画风的是明代的浙派，不过浙派受到文人更为激烈的攻击，被称为“狂邪学派”。

　　由于自元代起南宋的山水与减笔人物画评价不高，在中国历代的收藏自然会排除这类的作品。收藏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行为，而是充分反映了收藏者主观价值判断的选择过程。收藏行为是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产物。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说，没有一个收藏是毫无偏颇的。例如以台北与北京故宫的收藏为例，原来是来自清朝宫廷的收藏，可作为传统收藏中最具“正统性”的代表，其中收藏了许多文人画的杰作，多多少少反映了以文人画为正统的史观。

　　相对的，有一批目前在中国见不到的南宋绘画，却完好地保存在日本。在日本的南宋绘画可分为两组，一组是出自知名画家，画家名可见于中国画史着录。另一组为无名职业画工的作品。後者无名画工的作品多为宗教人物画，而且当时由明州(即现在的宁波)外销至日本，因此又称为“宁波佛画”。《十王图》即为代表性的例子。

　　不过今天要特别注意第一组包括楷与牧的作品。这批是日本所收藏南宋绘画中品质最佳的作品。原来为寺院的收藏，部分後来辗转流入博物馆。为什麽在中国没有保存的楷、牧的作品反而保存在日本? 这是因为日本人特别喜好南宋绘画。尤其是在中国评价不高的楷、牧，反而在日本极受推崇。自从镰仓时代(1192-1333)中国宋代绘画开始流入日本。日本禅僧到中国留学，返国时往往会携带书法、绘画与茶道的器具。日本人称这些传入日本的中国文物，会特别用“请来”而不说传入。显示日本人是如何地珍视中国文物。

　　不过，在中国比较受到重视的北宋山水画或後来的文人画，在镰仓以及以後的南北朝、室町时代都没有传入日本。日本人收藏中国绘画显然是有选择性的。南宋绘画中既简略却又层次丰富的水墨效果，深受日本人的喜爱。当时日本并没有水墨画，还保留唐代青录山水重设色的传统。在中国，由青录山水到水墨山水发展完成经历了近三百年的过程。日本并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。可以想像，当初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充满光影变化的水墨画时，一定受到极大的视觉震撼。

　　由于日本人喜爱南宋绘画，後来也常常试着模仿。不过还是显示出日本式的趣味，也就是重视平面性与装饰性。今天要举出日本国宝，十六世纪後半长谷川等伯的《林图》作为日本学习南宋绘画的实例。看一看过去的日本人是如何理解南宋绘画。《林图》画叶与树干的方法显然学自牧《猿鹤观音》，但是变得平面化，完全失去牧画中坚实的实体感。在大量留白的背景的衬托下，树的表现转而强调浓淡乾湿变化的趣味。

　　附带说明波士顿美术馆的收藏。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收藏、赏中国绘画的国家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为当今北美收藏中国与日本美术的中心之一。波士顿美术馆的质量俱精的收藏，其实是在丰沛的财力支援下，短短二三十年间所建立的。第一张中国绘画于1895年购自日本寺院。其中许多关于中国绘画的藏品，原来也都是日本的收藏，後来向日本人购得。波士顿美术馆的第二任与第三任馆长均为日本人。另外在在清末民国初年中国绘画大量流出国外之际，收购许多唐宋时代的名作。人物画的品质尤其精良。传阎立本《历代帝王图》与传张萱《捣练图》为其中最知名的两幅作品。因此，波士顿美术馆的收藏别具特色，除了日本寺院的收藏之外，又有清朝满族皇室的收藏。

　　由于南宋绘画的收藏中反映了近乎两极化的评价，因此，如果要恰当地评估南宋绘画的整体发展，除了了解中国传统的收藏之外，还要认识被中国文人画观所排除、忽视，但是却在异国受到珍重的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