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花间集》是我国第一部词的总集，它的出现，标志着词作为一种文体的正式成立。即从表面看来，其收集作家之众多，作品之丰富，调式之纷繁，至足蔚为大观，使人目光眩乱，感叹新奇；而其对后代这一文体的影响之重大深远，则是不可估量的。过去许多词论家认为《花间集》为“倚声填词之祖”①，或云“长短句之宗”②，并一致概略地道出了它在词的发展史上的地位及作用。

从词的发展方面看来，除了作为“花间”总的倾向的、表达男女悲欢之情的婉约艳丽的词风外，其他各种题材和风格的词，也在这里萌发出它们的幼苗或嫩芽，呈现出特异的姿貌。以雄肆的辞气直抒人生实感，一般追源于李煜，而鹿虔扆的《临江仙》，比起李煜的那些悲痛亡国之作，大约要早半个世纪。试看这首作品：

金锁重门荒苑静，绮窗愁对秋空。翠华一去寂无踪。玉楼歌吹，声断已随风。烟月不知人事改，夜阑还照深宫。藕花相向野塘中。暗伤亡国，清露泣香红。本词当是哀痛前蜀而作。词中以大片荒凉的故宫景象的描写，抒发其亡国之痛，形象较之“雕阑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”大为丰富，情意更为深沉。与这种情调相近的，如薛昭蕴的一首《浣溪沙》：

倾国倾城恨有馀，几多红泪泣姑苏，倚风凝睇雪肌肤。

吴主山阿空落日，越王宫殿半平芜，藕花菱蔓满重湖。

其情辞之深婉而易于感人，直可与李白、刘禹锡的苏台及金陵怀古之作相当。所不同的，它蒙上浓厚的“花间”气习，不是诗人的感慨，而是美人的悲伤。另外还有欧阳炯的《江城子》“晚日金陵岸草平”，早已是王安石《桂枝香》“金陵怀古”的先声了。

边塞战争生活，是唐代诗人普遍歌咏的主题，也不可能不被纳入词中。这在敦煌民间词中可以见到，而韦应物、戴叔伦的两首《调笑令》“胡马胡马”及“边草边草”，便是词的早期这类主题的高唱。在《花间集》中，毛文锡一首《甘州遍》，颇能展示出一幅塞上风云的图景：

秋风紧，平碛雁行低，阵云齐。萧萧飒飒，边声四起，愁闻戍角与征鼙。青冢北，黑山西。沙飞聚散无定，往往路人迷。铁衣冷，战马血沾蹄。破蕃溪，凤皇诏下，步步蹑丹梯。

另外还有牛峤的《定西蕃》：

紫塞月明千里，金甲冷，戍楼寒，梦长安。乡思望中天阔，漏残星亦残。画角数声呜咽，雪漫漫。

① 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
　　 ② 陈善：《扪虱新话》

边塞的气象，征人的归思，谱出一派悲凄壮阔情调，直与李益的《从军北征》、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等七绝异曲同工。由此想到，被称为“穷塞主”的范仲淹的《渔家傲》，仍是其前人这类词作的嗣响。不过范从深厚学养及实地生活发出，使之成为这类主题歌咏的胜场。而毛文锡及牛峤这两首词的出现，可喜地具备了词的这个方面的主题。

与边塞主题相关的，也是唐代诗人笔下极常见的，乃是出征家人的闺思。如牛峤的《更漏子》三首，及毛文锡的《醉花间》，其中有云：“何处轮台声怨”（《更漏子》），“偏忆戍楼人，久绝边庭信”（《醉花间》），抒情的性质至为显然，不过因描写闺闱的辞藻过于浓密，把念远的情思掩盖得轻微了些。而温庭筠的一首《蕃女怨》写得较为明切：

碛南沙上惊雁起，飞雪千里。玉连环，金簇箭，年年征战。画楼离恨锦屏空，杏花红。

词的绝大部分写边庭景象，只在最后两句落到恩妇所在的境地，点明题意，于是前面边地一切，俱成思妇意想中之事，把两地时节景物相对展示出来，则思妇系念征人的情意之深可以想见。

唐代诗人集中可常见到的“宫怨”在“花间”词人笔下出现也是很自然的。如韦庄的《小重山》：

一闭昭阳春又春，夜寒宫漏永，梦君恩。卧思陈事暗销魂。罗衣湿，红袂有啼痕。歌吹隔重阍，绕庭芳草绿，倚长门。万般惆怅向谁论。颙情立，宫殿欲黄昏。

词的首句点明主人公的身份，以下接着写她的处境及感情活动，以至在环境刺激下，无可奈何以至绝望的情态，于是一位愁肠万转的宫廷妇女形象，婉转低回纸上，似可呼之出来。此外还有薛昭蕴的《小重山》二首，同样是歌咏“长门”情事的。

在“花间”词中，还有一种令人感到新鲜的内容，乃是对于及第放榜盛况的描写，韦庄有二首，薛昭蕴有三首，调名俱为《喜迁莺》，即取“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”①之意，也恰合苦寒士人一旦致身青云的喜悦心情。下录他们的各一首：

街鼓动，禁城开，天上探人回。凤衔金榜出门来，平地一声雷。莺己迁，龙已化，一夜满城车马。家家楼上簇神仙，争看鹤冲天。

韦庄：《喜迁莺》第二首

金门晓，玉京春，骏马骤轻尘。桦烟深处白衫新，认得化龙身。九陌喧，千户启，满袖桂香风细。杏园双宴曲江滨，自此占芳辰。

① 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

薛昭蕴：《喜迁莺》第三首

二词俱尽致地描绘出京城放榜时的一片喧腾的社会气氛，及登第青春风得意的情态。五首词中对于情节气氛的描写渲染，近似小说家的口吻手法，不嫌详尽率露，乃是词自身具有通俗性的本色。

《花间集》中，还有部分作品，使人感到一种特异的新鲜气息和清美光辉的，是李珣的《渔歌子》四首，以及他和欧阳炯的《南乡子》共十八首。《渔歌子》四首是继张志和《渔父》五首之后，描写那种放纵于大自然中的渔人生活情趣。词的语言清淡，情思旷远，在《花间集》中呈现出一种迥异的风貌。其中有云：“不见人间荣辱”，“名利不将心挂”，又云：“书满架”，“鼓清琴”，可见词中所写，不是一般渔人，而是不求荣利隐于渔钓的作者的自己影像。后来写出一组《好事近》，抒写这类生活情调的朱敦儒，已远在二百年后了。李珣和欧阳炯的《南乡子》十八首，共同形成一幅长卷的南国风情画。展开这幅画卷，使人俨如陶醉在迷人的南国乡土里，到处是一片红翠欲滴的卉木，忘机自适的珍禽异兽，天真活泼的粤乡少女，酿发出浓郁的南国风土情味。下面各选录一二首，略当一脔：

乘彩肪，过莲塘，棹歌惊起睡鸳鸯。带香游女隈伴笑，争窈窕，竞折团荷遮晚照。

李珣：《南乡子》十首之四

相见处，晚晴天，刺桐花下越台前。暗里回眸深属意，遗双翠，骑象背人先过水。

李珣：《南乡子》第十首

路入南中，桄榔叶暗寥花红。两岸人家微雨后，收红豆，树底纤纤出素手。

欧阳炯：《南乡子》八首之六

上举《花间》词中展示的内容和风格的许多方面，虽然在整体中为数尚微，但它们给后代词家的启示总是可贵的。而从“花间”树立起来的作为词的总的倾向的婉约词风，一直是风靡北宋词坛的，尽管东坡以其才学气度，别启词境，独开宗风，并未能转移当时的词风。温飞卿的严妆和韦端己的淡妆（周济语意），乃是“花间”并崎双峰，而北宋词人大致斟酌温、韦之间，其词丽而不密，疏而不淡，张子野、秦少游足为代表。试举张先的两首：

蘋满溪，柳绕堤，相送行人溪水西，回时陇月低。烟霏霏，风凄凄，重倚朱门听马嘶，寒鸥相对飞。

《相思令》

春欲尽，日迟迟，牡丹时。罗幌掩，绣帘垂。彩笺书，红粉泪，两心知。人不见，燕空归，负佳期。香烬冷，枕闲欹。月方明，花淡薄，惹相思。

《三字令》

这类作品，辞藻清丽，情思深婉，置之《花间集》中，为是上乘。在《张子野词》中还可看到很多，不仅一二首而已。再看秦观的小令：落红铺径水平池，弄晴小雨霏霏。杏园憔悴杜鹃啼，无奈春归。柳外画楼独上，凭阑手捻花枝。放花无语对斜晖，此恨谁知。

《画堂春》

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阴无赖似穷秋，淡烟流水画屏幽。

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，宝帘闲挂小银钩。

《浣溪沙》

设色布境，俱极清丽，而一种轻淡的哀怨之情，虚极无聊之感，俱似轻烟般从景物中缕缕散出，非常耐人寻味，这乃是“花间”词人的艺术高境。秦观的许多著名长调如《满庭芳》之“小抹微云”及“晚色云开”，《望海潮》之“梅英疏淡”，以及《八六子》等，情辞婉丽，俱源于“花间”，不过衍小令为长调，故气势疏朗，如花之苞蕊绽开，更觉丰神鲜华清美。陈廷焯曾说：“秦少游..远祖温、韦，取其神不袭其貌，词至是乃一变焉。”①中肯地道出了秦词与花间的源流演变关系。
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转述陆游之言说：“诗至晚唐五季，气格卑陋，千人一律，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，后世莫及，此事之不可晓者。”说《花间集》的“长短句独精巧高丽，后世莫及”，确符实际，但这一事理仍是“可晓”的。词当初本出自民间，人民绝少礼教束缚，即赋予词以自由活泼的性格。及文人从事此体创作，亦无所依傍，自可充分发挥其创造性，加以晚唐文学崇尚辞藻，酒边花下，发为歌唱，尤觉谐适，故使人感到“精采绝艳，难与并能”。陆游的《花间集跋》说：“词者，本欲酒间易晓，颇摆落故态，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”，已经约略地道出了其中的消息。虽“花间”词的内容，大致不外男女悲欢离合之情，而其表现方法及所呈现姿貌之繁宫，乃使读者玩索不尽。如温庭筠的《菩萨蛮》十四章，俨如十四幅“闺思”图画，从不同的境地、时间、气象、景物写来，各自构成极为生动、新鲜而蓄意深曲的人物情貌，令人“直如身履其地，眼见其人”。②十四章中，绝无重复之象，其运思用笔之精巧，俱堪称绝诣，启后代词人无限艺术法门。而在辞采鲜丽的物象描绘中，却蕴含无限人的情思，自然溢于言外，亲切可感。如云：“新贴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”，由前之“懒起”、“梳洗迟”写来，则触目惊心，物双人单之情，不言可喻。又云：“鸾镜与花枝，此情谁得知”，一种自怜自惜，美人迟暮之惧，溢于言表。又云：“花落月明残，锦衾知晓寒”，

①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
　　② 江尚质：《古今词话》增辑

其人好景良宵伤心不眠之情，可以想见。又云：“玉楼明月长相忆，柳丝袅娜春无力”，宛然如见其人长夜相思困慵之情状。这类作品，语言之外，蕴蓄的情意无限丰腴深厚，耐人寻味，前人曾有称道“花间”为“高古”或“简古”，正是指的这种艺术造诣，也是后代词人所极意追求的。其他如造境设色之美，写照传神之妙，均为后代词人提供了缤纷炫烂的范本，在后代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中，可以明显看出“花间”的影响。

《花间集》无论从词的发展史上或艺术创造方面言，都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，确是祖国文学遗产中一串光华灿烂明珠，值得整理研究。《花间集》的注释工作，前此曾先后有人作过一些，但还可继续致力，互相补充，使这部最早的词的总集，更多地为读者所理解欣赏。沈祥源、傅生文二同志，系武汉大学毕业的七八届研究生，沈君研究中国古代汉语，傅君研究唐代诗歌，他们利用业余时间，各以所长，共相切磋，合力注释《花间集》，正可相得益彰，为读者作出良好的贡献。我衷心为他们辛勤努力取得这一成果而感到高兴，并祝愿他们继续献出新的优美果实。